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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为闯关 |《财经》封面

2019-07-30来源:自媒体+全国城市套餐

励精图治多年,华为在全球即将部署5G网络之际已取得先发优势,美国政府牵头的遏制行动会改变这家公司的发展轨迹吗?


文 | 《财经》记者 谢丽容 周源 王丽娜 金焱 郝洲 蔡婷贻

编辑 | 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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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为公司CFO孟晚舟1993年大学毕业进入华为工作,最开始只做总机转接和文件打印工作。她的父亲任正非是华为公司创始人,这家公司如今已经是全球最大的电信设备公司,也是全球最重要的科技公司之一。


和她的父亲一样,兼具公司CFO和创始人之女双重身份的孟晚舟,25年来很少代表华为走向前台。2018年12月1日,孟晚舟在加拿大转机时,被加拿大当局拘押,引发了一场全球性风波。


直到12月5日通过加拿大《环球邮报》公开报道,外界才获知孟晚舟被加拿大当局拘押,此后事件迅速发酵。加拿大外交部12月10日发表声明称,拘押当天通报了中方使领馆。但中方表示,并没有在第一时间得到加拿大政府的通报。


加拿大政府解释,孟晚舟被拘押的原因是由于违反美国对伊朗的贸易制裁法,加政府代表美政府对其人身自由进行了限制,之后她有可能被引渡至美国。


12月7日至11日,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高等法院就是否允许孟晚舟保释连续进行了三场听证会。在12月11日的最后一场听证会上,法院作出裁决,批准保释申请。


目前中美加三方各执一词,没有人可以完全解释清楚加拿大和美国政府因孟晚舟涉嫌违反美国对伊制裁法案而拘押她是否合理合法。事实上,在此前的类似案例中,没有一家公司的高管因此而被直接拘押。


12月18日,华为副董事长、轮值董事长胡厚崑在深圳华为总部接受外媒采访时表示,由于这是一个仍在持续进行处理中的事件,他无法回答有关孟晚舟的问题,但重申华为对其贸易合规充满信心,安全记录非常良好,并且相信加拿大和美国的司法系统会给出公正裁决。


无论在运营管理水平、技术能力还是全球化程度上,华为都是首屈一指的中国公司。2018年,这家公司的总营收将突破1000亿美元,是其长期对标的“老师”爱立信的近4倍,即使单独计算运营商业务,华为的规模也是爱立信的2倍左右。


2G时代,华为是一家无足轻重的公司;3G时代,华为仍然是一个追赶者;4G时代,华为实现了大发展,其B端C端两翼齐飞的业务模式,在全球范围内只有三星电子可以匹敌;即将到来的5G时代,华为准备充足、信心满满,认为自己已经赢得先发优势。截至目前,华为已经拿到了25个5G组网合同,安装了1万多个5G网络基站,高居行业榜首。


值此关键节点,华为迎来了多事之秋。2018年,随着中美贸易战的深化,美国政府多年来对华为的遏制达到高潮,不仅以安全威胁为由阻止华为进入美国市场,还号召其盟友共同抵制华为,而鉴于种种原因,其遍布北美欧洲亚洲大洋洲的盟友也或多或少响应了美国的号召。


如果半个地球的市场都向华为关闭,这家公司的高歌猛进是否会戛然而止?


在中美贸易战进入焦灼状态的背景下,事件的结局,华为的未来已不再只是孟晚舟和华为的事情,太平洋两岸的商界人士均为此感到揪心,人心惶惶的气氛一度蔓延。


包括接近中国政府和美国司法系统的相关人士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均表示,希望将华为加拿大事件作为独立事件,与中美贸易谈判进行切割处理,不要因孟晚舟案而节外生枝。


一位中国大型互联网公司高层人士对《财经》记者说,对于正在谋求海外扩张的企业来说,现在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原来没有完全暴露的矛盾,这次全部出来了,大家都倾向乐观看待,但形势很有可能并不乐观。”


孟晚舟案的三个可能


三个可能的结果将把孟晚舟带到三个方向


华为公司董事会从2011年开始维持在17人。既包括业务线上的骨干,也包括职能平台中关键性的财务、人力和品牌负责人。这家公司此刻站在一个历史高点,也面临下一个关口。(华为官网)


“这是我的决定。”加拿大温哥华当地时间12月11日下午3点,孟晚舟第三次听证会上,法官最终做出了在12项有限条件下让孟晚舟保释的决定。此时,大厅里响起一片掌声。


孟晚舟的丈夫看起来松了一口气。她微笑着向他点头,眼里泛着泪光。


但这并不是结束,只是另一个开始。


现在的孟晚舟如同遁世的隐士,在加拿大家中接受监视。她的律师说,她本人已经想好了如何打发这段时光——去位于温哥华市内的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从接下来的流程来看,孟晚舟似乎没有足够的时间做这件事情。


据美加引渡条约和加拿大《引渡法》,美国必须自孟晚舟被拘押之日起60天内提出引渡的请求,在收到请求后,加拿大司法部官员有30天时间来决定是否签发继续启动引渡程序的令文,然后依此安排引渡听证会。这个时间点与中美贸易谈判的90天要求有交叉。


第一种可能,美国最终并未提出对孟晚舟的引渡请求。如果是这个结果,她将重获自由。


根据加拿大1999年的《引渡法》和美国与加拿大的《引渡条约》解释,如果在临时逮捕后60天内,临时逮捕的申请国没有提交引渡申请和支持文件,被逮捕人将被释放。


第二种可能,美国方面提出引渡孟晚舟的请求。这样双方将陷入旷日持久的引渡流程。


准备引渡申请和证明文件是一项复杂的工作。美国向加拿大申请引渡,依据的法律主要是美加两国签署的《引渡条约》和加拿大的《引渡法》。


美国前联邦检察官、现担任美迈斯律师事务所律师程乐其(Ronald L. Cheng)向《财经》记者解释,美加《引渡条约》规定,引渡请求必须附有对被引渡者的描述、案件事实陈述、请求国法律文本、对罪行和相应刑罚的描述等。


他说,如果被引渡者尚未在请求国(美国)被定罪,请求国还必须附随提供请求国法官或其他司法官员发出的逮捕令,以及相关证据证明如果所涉行为发生在被请求国,根据被请求国法律,逮捕并判有罪也是合理的。请求国还要证明被引渡人就是逮捕令所针对的个人。


“美国肯定会充分利用期限,不会匆忙提出引渡请求。”中国司法部司法协助外事司前官员、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刑法研究所所长黄风表示。不过,他分析,从美国临时逮捕的请求书内容看,美国目前的准备距离提出能被加拿大认可的引渡请求尚有差距,“有一些难度”。


已经公开的资料表明,美国其实早就在准备对孟晚舟提出刑事指控,2018年8月22日,纽约布鲁克林的一名联邦法官签署逮捕孟晚舟的授权令。


在孟晚舟保释听证会上,美国方面的材料表明,在美国对伊朗制裁生效的情况下,华为通过名为星通(Skycom)的子公司与伊朗交易,但隐瞒了华为与星通的真实关系,美国的银行为华为的金融交易进行清算,无意间也与星通发生了业务往来。而孟晚舟曾亲自向银行做陈述,声明华为和星通在伊朗的运营遵循了美国的制裁禁令。因此,美国检方认为这些声明构成欺诈。


黄风的观点是,美国指控孟晚舟违反的禁令属于“第三方制裁”,即制裁的对象并非违反禁令的美国公民或美国企业,而是与美国企业有来往的第三方人员、组织。“从孟的临时逮捕请求材料可以看出,美国指控孟晚舟用以“欺诈”的金融机构设立于美国,因此美国法院具有属地管辖权。但该金融机构‘并不是一个完全的美国的金融机构’,只是分支机构设在美国。”


孟晚舟和美国金融机构是否有连接是美国指控的重要依据之一。美国司法对外国居民所主张的特别管辖权被称为域外管辖或“长臂管辖”,因威胁他国主权,在国际上一直备受争议。


“域外管辖涉及多方面问题,核心是美国的域外管辖取决于所涉行为是否与美国有连接点。”程乐其说。但黄风研究认为,加拿大目前并不承认第三方制裁。


指控罪名和相应刑罚在引渡请求中也格外重要,首先要符合美加《引渡条约》“双重犯罪”的原则,即如果所涉行为发生在加拿大,根据加拿大的法律也应被判有罪,其次还要符合最低量刑标准。


根据美加《引渡条约》,准许引渡的前提是:被请求人所涉行为在两国所获刑期应超过一年。加拿大《引渡法》则规定,依据一般的引渡协定提供引渡时,引渡请求所针对的行为根据加拿大法律可判处两年监禁或更重的刑罚。而当依据“特定协定”提供引渡时,可引渡的犯罪的刑期标准则是五年监禁刑或者更重的刑罚。


目前,美国对孟晚舟的临时逮捕请求指控的罪名是欺诈,但在引渡请求中罪名可能会发生变化。


黄风分析,类似这种事件,美国会直接援引《出口管制法》,提出这方面的指控,但美国选择了欺诈罪这个罪名,说明美国还没有掌握充足的证据。构成欺诈罪的前提,一是包括被指控的当事人在内的人员获取了财产,二是存在受害人,“但现在受害人是谁并不明确,这个罪名也值得商榷”。


在期限内,美国也有可能会获取更多的证据,提出其他罪名的指控。黄风称,请求国通过临时逮捕搞突然袭击,目的之一是通过搜查当事人随身携带的电脑或电子存储设备,获取更多的证据。黄风曾处理过一些引渡案例,最终对当事人的指控证据来自临时逮捕后搜查的电脑里的证据。


因此,美国是否如期向加拿大提出引渡请求,“关键变量是美国司法部是不是掌握有足够的证据”,成美律所创始合伙人柳治平律师说。 


引渡程序十分繁琐。加拿大司法部长在接到美国的引渡请求后,如果认为属于可引渡的犯罪,则签发一份“审理授权书”,授权总检察长代表请求方向主管法院提出签发拘押令的申请。


按照加拿大《引渡法》的规定,加拿大司法部长有权拒绝引渡请求,比如司法部长有权拒绝基于种族、宗教、政治性犯罪等原因的引渡请求。如果加拿大援引政治性犯罪的例外来拒绝美国的引渡请求,美国无法使用《引渡条约》让被引渡人在加拿大被指控。


如果引渡程序继续往下走,被请求引渡人将出现在引渡法庭上参与引渡听审。证据问题将再次成为关键。主管法官须针对“审理授权书”中列举的罪名,进行审查。


在证据标准上,加拿大《引渡法》的一个特点是坚持“表面证据”的标准。黄风介绍,这是英美法系的一个概念,即虽然还未经法庭审判,但要看起来犯罪成立,没有相反的证据能推翻,“它的特点是虽然并不能达到符合犯罪成立的充分条件,但是对证据的要求和审查也比较严格,这对提出引渡的请求国是一个相当高的要求”。


听审之后,主管法官如果认为符合引渡条件,将对被请求引渡人签发拘押令,对其收监等待移交,被请求引渡人则有权对拘押令提出上诉。如果走到这一步,意味着孟晚舟将再度失去自由。


法院的司法审查后,主管法官同意引渡的报告会转到司法部长手上,等待司法部长的行政审查和决定。司法部长决定引渡后,会签发移交令。而针对司法部长的决定,被请求引渡人同样可以提起上诉。需要强调的是,这套流程往往有可能耗时几年。


据加拿大《渥太华公民报》的报道信息显示,自从1999年新的引渡法生效后,加拿大平均每年引渡100人左右。截至2014年,加拿大收到大约1500份引渡申请,其中只有5份申请被拒绝。


也就是说,参考过去经验,就算流程繁琐,耗时较长,加拿大的引渡申请通过率还是很高的。



第三种可能,如果孟晚舟被引渡到美国,那就将面临新的诉讼战。


“美国将适用其通常的刑事审判程序,包括提审、审前程序、庭审等。每一个环节,孟晚舟均有权利要求辩护律师在场。”程乐其说。


在此前的第二次听证会环节,代表美国方面的加拿大律师曾发言称,孟晚舟因2009年-2014年间的欺诈行为被美国方面刑事指控,每一项罪名都面临最高30年的刑期。


对外经贸大学中国WTO研究院院长屠新泉教授向《财经》记者指出,中美两国政府目前都想尽力避免加拿大事件对贸易谈判的影响,把它当作一个外交事件而非贸易纠纷中的一个筹码来处理。


但是,如果孟晚舟被引渡或定罪,仍将对中美关系造成巨大冲击,中国政府将在未来与美国的谈判中背负较大的国内舆论压力。


华为在劫难逃?


华为在美国市场上尝试多年,始终受困于“安全门”,今年,华为受限的范围,已经从美国蔓延到了日英法德澳等国


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战略研究室主任樊吉社对《财经》记者分析,从整个孟晚舟案的时间节点来看,与中美展开新一轮贸易谈判的时间重合有一定的偶然性。


据《纽约时报》报道,美国侦查机构对华为的调查自2010年就已经开始,另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司法部正在调查华为是否违反伊朗禁运条例。今年8月22日布鲁克林的一名联邦法官就签署了逮捕孟晚舟的授权令,只是孟晚舟正好在12月1日路过与美国签有引渡协议的加拿大。


有人认为,调查中兴通讯和调查孟晚舟及华为,可以被认定为是美国商务部和司法机构所主导的独立事件,但前者恰逢贸易战开始,后者恰逢贸易战关键时刻,独立事件被当作中美博弈的筹码了。


另一种观点认为,华为之所以卷入其中,重点不是案件本身,美国对中国高科技企业的戒备心理日渐放大才是根本。


2018年12月12日,加拿大温哥华,孟晚舟(右)在住处门口送别访客。图/视觉中国


美国无线通信和互联网协会(CTIA)此前发布的报告称,中国在5G布局上咄咄逼人,中国将赢得5G竞争,这是美国犯下的重大错误。


华为在美国市场上命运多舛,有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现任及前任官员表示,国会及情报机构中的对华强硬派2007年便开始遏制华为崛起。此前有华为和思科长达十年的对垒,虽然似乎没有输赢,但华为也从此成为美国国会议员长期怀疑的对象。


2011年2月起,美国国会开始对华为和中兴进行调查,以确定它们的产品和服务是否威胁了美国的国家安全。


2012年9月13日,作为调查的一部分,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组织了一个题为“中国通信企业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听证会,时任华为公司高级副总裁丁少华、中兴通讯北美洲和欧洲部高级副总裁朱进云作为代表出席听证会接受质询。这是中国企业首次在美国国会参加此类听证会。


出席听证会的美国议员质询的问题主要是,华为与中兴的产品是否存在后门和信息发送装置,两家公司是否为中国情报机构向美国开展间谍活动提供了机会,是否亏本在美国提供产品与服务,是否向伊朗政府销售设备等。


美国议员一直纠缠的一个重点是,两家公司是否为中国情报机构向美国开展间谍活动提供了机会?“既然中国国家安全法明文规定国家安全机构可检查属于任何组织或个人的电子设备,你如何能拒绝政府的要求?你能否举出一个企业拒绝政府类似要求的例子?”(注:2015年7月起实施的新版国家安全法已删除美议员引用的相关条款)


丁少华回应称:华为是一家独立的民营企业,在商言商,华为从来没有、也绝不会受任何第三方政府,包括中国政府的指使去伤害任何国家或客户的网络安全。


美国议员追问的另一个重点是,为什么民营企业设有党委?党委成员是谁?党委是否参与公司决策?


丁少华回应说,华为公司党委是根据中国公司法的规定设立的,就连沃尔玛等外资企业一样设有党委。党委组织的功能主要体现为提供员工关怀,敦促员工遵守职业道德等方面,绝不参与企业管理与决策。


从结果来看,美国议员并不接受这两家中国公司的解释。20余天后,2012年10月8日,美国国会发布调查报告,结论是“华为、中兴可能对美国带来安全威胁”,认为华为和中兴为中国情报部门提供了干预美国通信网络的机会,并强烈建议美国电信运营商选择其他厂商。


今年1月初,美国电信运营商AT&T突然取消与华为的合作,不在美国售卖华为手机。华为手机业务多年来被美国拒之门外,与AT&T的合作曾被视为进军美国市场的里程碑事件。


紧接着,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国家安全局等六家美国高级情报机构负责人一致呼吁美国民众不要使用华为和中兴手机。


12月18日,华为轮值董事长胡厚崑呼吁,有关国家政府应该给出禁止华为设备的证据,以证明所谓的安全威胁,并开辟沟通渠道,以便华为可以采取改进行动。“我们不能一直被无稽之谈(underground speculation)所笼罩,如果你有证据,你就该公之于众,也许你可以不提交给大众、不提交给华为,但至少要提交给电信运营商,因为是他们在买华为的东西。”


“谈到安全问题,事实胜于雄辩,华为的安全记录是非常干净的。”胡厚崑强调,30多年来,华为从未发生过严重的网络安全问题,或者看到任何证据证明其设备存在安全威胁。


近两年,美国已把遏制华为的行动从公司层面扩大为国家层面,不断敦促其盟国远离华为的产品。


过去一年,美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限制华为和其他中国科技公司在美国的业务,并在最近发起一系列针对盟国的游说活动,以说服盟国制定类似的限制措施。


美国政府一直在游说加拿大、英国和新西兰政府,希望它们和美国、澳大利亚一道,禁止华为和中国电信设备制造商中兴参与供应5G网络设备。加拿大、英国和新西兰是Five Eyes安全情报共享联盟的三个合作伙伴。


《华尔街日报》近期的一个报道称,2018年7月在加拿大举办的一个会议上,来自西方最强大情报联盟的情报机构负责人一致认为,他们需要对华为加以遏制。


2018年8月,澳大利亚在政府层面宣布禁止华为和中兴参与该国的5G移动网络相关工作。


11月28日,新西兰电信运营商 Spark New Zealand(下文简称Spark)发布声明称,新西兰政府通信安全局(GCSB)否决了该公司打算采用来自华为的5G电信设备的提议。


在作出这个决定的14天前,Spark 总经理Simon Moutter还在年度股东大会上支持华为作为5G移动网络技术的潜在供应商。希望(新西兰)政府不会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阻止华为及其它中国电信设备供应商。


12月5日,事件公开的当天,英国发布了一条有关禁用华为设备的决定。


全球顶尖电信运营商英国电信(BT)宣布,在2016年收购的另一家英国运营商EE的网络中,将把华为核心网设备从4G网络中“剥离”出来。同时,将华为排除在竞标5G核心网的名单之外。


今年2月28日,英国电信集团还与华为签署5G战略合作协议,希望共同加深战略伙伴关系,确保英国电信在5G时代的领导力。


如果把通信网络看作一个人,那么核心网就像大脑,是整个网络的管理中枢,储藏着所有的用户信息,管控所有业务功能。可以说,核心网是通信网络最为关键和敏感的部分。


华为在2005年进入英国电信的采购短名单,后者是全球第一家采用华为设备的主流运营商。这在华为海外拓展历史上,是一个里程碑意义事件,因为它不仅可以为华为带来英国市场订单,还意味着华为首次被发达国家主流运营商认可,极具标杆效应。


这一点甚至引发了美国议员的关注,在2012年9月的听证会上,一位美国议员问丁少华:英美体制相近,为何英国不存在美国的担忧?


紧随而至的是日本的软银和德国的德国电信。12月14日,据《日经日报》报道,日本移动运营商软银已决定逐步淘汰华为4G基站设备,转而支持瑞典爱立信、芬兰诺基亚等公司。5G基站的建设将于2019年春季开始,也计划从两家北欧公司订购。


德国官方在此前公开表态称,没有证据可以证明华为存在安全问题,不过作为欧洲最大的电信公司,德国电信的态度却与官方表态大相径庭。据路透近期报道,德国电信表示,正在重新评估在德国以及该公司运营的其他欧洲市场内的供应商计划。这一表态被视为该公司有可能加入排斥华为的阵营。


日本软银和德国电信的做法有其目的。12月18日,德国电信的子公司T-Mobile(美国运营商)和此前被日本软银收购的美国第三大运营商Sprint的合并案终于通过了美国两项国家安全检查,扫清了合并路上的最大障碍。该合并案价值260亿美元,今年4月就已经提交美国相关部门,但迟迟得不到批复。



12月18日,当被外媒问及如何看待华为所遭遇的限制时,胡厚崑说,华为非常理解世界各地对网络安全的关切,也非常理解华为作为一家年收入1000亿美元的巨头公司所受到的关注,只要是真的想解决安全问题,华为相信一定会找到好办法。但若是基于意识形态和政治考量,把安全问题当作排斥特定公司的借口,那情况就会大不一样。没有人会真正从这种情况下受益,无论国家、行业还是消费者。


例如,根据第三方研究公司前沿经济学(Frontier Economics)的研究报告,如果把华为拒之门外,仅2017年-2020年间,美国运营商就会为部署5G网络多花200亿美元,这将大大加重下游消费者的负担。


今年夏天,美国决定禁止美国政府部门购买和使用中兴和华为的电信设备。美国政府一再宣称这些公司正在与中国情报部门密切合作。同时美国认为这些公司的设备上可以安装一些程序,这些程序可以被用来监视用户,盗窃用户信息,暗中更换信息等。华为公司反复否认这些指控。


美国共和党参议员马尔科·卢比奥(Marco Rubio)和美国情报委员会副主席、民主党参议员马克·华纳(Mark Warner)在今年10月向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发出一封公开信,信中写道,“我们非常担心加拿大可能会在部署5G电信网络基础设施中与华为或任何其他中国国有电信公司合作。”两位参议员表示,如果加拿大坚持使用华为设备,可能会出现商业问题。由于美国和加拿大的无线运营商经常共享类似的设备,因此华为参与加拿大5G部署可能会“严重损害”这种和谐,并使两国迅速推出5G网络变得困难。


事件发生后,华为5G设备是否安全在加拿大引发新一轮的讨论。12月18日,华为公司致信加拿大网络安全中心(CCSC),表示将尽一切努力满足加方对5G网络安全标准的要求。华为加拿大公司总裁Eric Li表示,该公司将如同对英国作出的新承诺一样,将为“确保加拿大5G网络的完整性和安全性”作出一系列承诺。


12月19日,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在渥太华公开表态称,是否在加拿大5G网络中使用华为公司设备的决定“应该由专家而不是政治家来做”。


特鲁多说,专家应该以加拿大情报机关所掌握的信息,以及从“五眼联盟”(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的情报联盟)处得到的信息为基础做出决定。


冲击波


最初的慌乱过后,商业世界里的人们重新回归表面上的平静


2G 时代,华为是一家无足轻重的公司;3G 时代,华为仍然是一个追赶者;4G 时代,华为实现了大发展;即将到来的 5G 时代,华为已经赢得先发优势。(资料图)


过去几个月,加拿大汽车零部件制造商协会(APMA)接待了来自中国两家汽车制造商的代表团,原计划下个月还会接待另一家中国公司,但事件发生了。


这些公司说,“虽然我们当然仍然感兴趣,北美是我们产品的目标市场……但是现在,我们要暂停计划。”该协会主席弗拉维奥沃尔普十分沮丧。


沃尔普之所以着急,是因为通用公司要关闭一家加拿大制造厂,加拿大汽车零配件制造商每年要卖价值30亿加元的产品给这家工厂,他们原本希望中国车企可以接盘,世界上有实力替代通用这种产能的车企也就五六家,但现在中国车企能够来到加拿大的机会越来越小。


加拿大广播公司(CBC)援引多伦多大学政治科学与亚洲研究所助理教授丽奈特·昂的观点称,此事给加拿大造成的最恶劣影响会是中国对加拿大的投资被推迟半年到两年。由于孟晚舟的引渡听证会将在明年2月举行,未来这三个月就显得非常关键。


事件发生后,许多华为全球供应商的股价不同程度下行。12月6日,美国芯片公司英特尔、AMD、博通股价纷纷下跌,其中AMD跌幅超过5%;手机零部件供应商中国台湾大立光、通信板方案商深南电路跌幅均超过9%,一大部分收入来自华为的中国软件股价更是大跌11.71%。


据《香港经济日报》统计,在中国香港和台湾上市的华为供应商股价在消息报道当日蒸发600亿港元,32只A股核心供应商12月6日上午市值蒸发300亿元人民币。


华为不是上市公司,但其业务横跨通信、智能终端、企业级IT设备三大领域,它既是全球最大的电信网络设备制造商,也是全球第二大的手机制造商,同时还是中国排名第一的企业级IT设备制造商。


华为的这三大业务多年来形成了一个巨大的供应商体系,其中不乏大型上市公司。在科技领域,供应链和巨头的关系通常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过去30年,华为在全球累积拥有1.3万家供应商,目前核心供应商为92家,其中33家是美国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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